不以一眚掩大德，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就是太简单，一整个历史事件，有其前因后果，在书上却是几句话带过，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对学历史的人不负责任。在“五四运动”这件事上同样如此。
从初中起开始正式学习历史，现实中国历史，再是世界历史，然后高中在学一遍，教材稍微加厚，为了应对高考，背诵要求更加严格，但是绝不教学生怎么认识历史，不去具体还原历史情景，就是告诉学生，这条很重要，极有可能要考，理解记忆——背诵下来。到了大学，我们要学中国近现代史，发现老师做的事是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否定历史其他形形色色的起义、改良和革命，夸赞党的伟大，以无产阶级身份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
很多自称对历史感兴趣，说是公共课就属历史听得认真，其实这不过是借口，因为其他课听不懂，上历史就好像听评书，毫无压力，就错把无压力当成了喜欢。一旦要考试了，便开始讨厌起来了。真是对历史感兴趣，就会在课外看各种历史书籍，了解历史全貌，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上历史课时听老师讲评书，看这种戏说历史的电视剧。
因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由所谓的爱国进步青年学生起头，掀起了“五四运动”。但是学生又了解多少呢，整个社会又了解多少，虽然那时已经有了报纸，但是各种政府议事远没有达到今天这种开放水平，大家都有渠道接受信息，有知识积累消化信息，真正了解局势的，是那一群食肉者。在大家都不了解当时的政府为巴黎和会谈判做的努力的情况下，光是一味的发泄自己的情绪，真是好心办了坏事！群众运动往往如此，很少有理智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民智未开，这是很无奈的，是现实。中国的示威游行运动从来没有一场是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那种非暴力的理智的运动，最后都演变成情绪的发泄，对个人财产、对公众财产造成了破坏，甚至危害了生命。
但是民众的情绪是政府必须重视的，你要知道民众有这种情绪，需要处理，不能忽视漠视，否则情绪得不到安抚，最终将演变为动乱。常常听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其实更多时候我们是感性行事，就连经济学中假设的理性人都不存在，何况现实中更复杂的生活。所以《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嘛！
很遗憾的是，巴黎和会之时袁世凯袁大总统不在了，否则凭他老人家的见识和决断，肯定最后拍板签字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那种杀伐果断的人，敢于背万世骂名，去做真正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比如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李鸿章因为清末的一系列作为，被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但是现代大家都对他作出肯定积极的评价，认为他的那些所谓卖国行径是好的！当然，这不是肯定他，这里的“好”也不是一个褒义词，而是某些事必须得有人来做，弱国无外交，怎么利用智慧在外交中减少利益损害，便是为国家争取了利益了。
慈溪老太后曾说过，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传统观点都认为这是慈溪的谄媚行为，就是为了讨好各种，愿意奉献中华的一切。但是最近有了一种新解释，这里的“量”，意为“估量”，就是要估量着中华的物力程度，我们国家不富裕，早被搜刮好几遍了，要悠着点，尽量用少点物力，讨取帝国主义的欢心。
当然，我觉得是不能否定“五四”的，所以罗胖最后的观点我是不赞同的，学生在巴黎和会这件事上是好心办了坏事（罗胖部分驳斥了此观点），但是五四的运动可远不止阻了“签字”这个坏处，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通过五四运动，广大人民更一步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鲁迅、胡适等人在五四期间的创作对思想启蒙产生很大意义。
2014/10/17 1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