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3-10-08

命运的捉弄:我的心儿不能平静

在电影的选择上，有时我有一些很固执的想法，我总是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个时代过去了，或者说一种制度改变了，那么曾经这个时代所赋予她的电影的某种特质就会丧失，而如果这种特质恰恰是我所喜欢的，那么随着这种特质的丧失，我对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电影的热爱也就丧失了。这种情况发生过两次，一次是香港，一次是苏联。

当然香港和苏联的情况刚好相反，香港是不能再随心所欲地拍片了，起码三级片、鬼片、赌片、黑帮片都没法拍了。当然这也不仅仅是因为广电总局的“关照”，毕竟在香港当地这些电影还是可以上映的，问题在于哪部电影不想利益最大化，想要内地的市场你就必须按照内地的游戏规则来，你就必须有所妥协，你有杜琪峰那样的勇气舍弃内地市场吗？好莱坞也不敢啊。

与香港不一样的是，俄罗斯电影随着苏联的解体（一定程度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拍片了，然而问题也来了，最有俄罗斯独特魅力的电影，恰恰是苏联主旋律电影，你拍商业片，干得过美国吗？你拍文艺片，除了塔可夫斯基，你干得过西欧吗？尤其对于中国观众而言，苏联电影才是真正无可替代的。苏联电影本身是苏联政府的喉舌，是为苏联政策服务的。而苏联的最大政策就是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好，而这也是苏联电影的核心内容。我非常喜欢苏联电影。在这种喜爱里，观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问什么人最能被苏联电影打动，那一定是中国人，同样的意识形态带给我们一种共鸣。

到最后，苏联也没能建成社会主义。然而想象中的社会主义，却出现在了苏联的电影中，在电影里，社会主义国家是如此的美好，人们的生活是如此的幸福，真的会让你沉湎其中，不愿自拔。这个十一的假期，我有幸再一次通过电影梦回苏联，观看了一部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命运的捉弄》。这部影片是俄国著名导演两赞诺夫的“悲喜三部曲”之一，可能有人不知道这个导演，说说这三部曲的其他两部，估计大家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是他。另外两部电影是《两个人的车站》以及大名鼎鼎的《办公室的故事》。除此之外，《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也出自他的手笔。在俄罗斯，他被戏称为“每一只狗都认识的人”。梁赞诺夫的电影都有着那种传统的戏剧结构，精湛的台词，以及好听的让人为难的配乐。《办公室》的故事不用说了，那首《我的心儿不能平静》家喻户晓，没听说过名字不要紧，你一听就知道了。而这部《命运的捉弄》更是把音乐运用到了极致。

我个人觉得，梁赞诺夫，绝对称得上是苏联小清新的代表人物，他的电影里，从来不强调社会主义艰苦朴素的美德，相反，他更向往生活的品质。这些拍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电影里所描述的衣食住行如果拿到中国来，那绝对是资本主义大毒草。而在精神层面，主人公们向往爱情、谈论诗歌、演奏轻音乐，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腐化堕落。《命运的捉弄》里的每首插曲，都跟邓丽君歌曲不遑多让，主人公们对爱情的开放程度，绝对甩出《庐山恋》几条街加俩胡同。至于渗透着俄罗斯文学血脉的台词，更是清新的不得了。《办公室的故事》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安里多勒·耶里姆多维奇·诺瓦谢利采夫同志给洛德尼拉·伯洛哥菲耶夫娜·卡卢金娜同志即兴念了一首他年轻时“写”的诗歌。洛德尼拉·伯洛哥菲耶夫娜·卡卢金娜同志对此这样评价道：亲爱的安里多勒·耶里姆多维奇·诺瓦谢利采夫同志，这首诗简直棒极了，尤其让我惊讶的是，我居然不知道你年轻时的笔名是帕斯捷尔纳克。

有时候我在想，是当时的环境支持这样的作品，还是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他竭尽全力带着镣铐舞蹈？也许两者皆而有之。就我看过的这几部而言，不谈政治，是梁赞诺夫的电影中的一个特点，但他的价值观，他所热爱的东西，却隐隐的和社会主义精神相抵，他的电影更开放，更国际化，而这样的视角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背景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美妙的影像特征。也许这就像我们这些年疯狂回忆的八十年代，既保留了以前平等的东西，又注入了后来自由的元素，于是呈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奇妙氛围，让人们感觉不要再前进了，也不要再后退了，就留在这里吧。尽管这一切很可能就是个误会。

也许我对梁赞诺夫的印象也只是一个误会，但我并不在乎这些，在一个宁静的夜里，沉浸在一个长达三个小时的悲喜故事中，目睹那个曾经全人类都向往的乌托邦，最后幸福的泪流满面，这就够了，生活的意义，不就是这样吗？